2019年12月21日上午，秦淮法院的法官们正在直播司法拍卖。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
2019年12月12日，宁波中院直播拍卖的青岛海景房以451万元的价格成交。网页截图
河南新乡红旗法院直播腾房。网页截图
贵州省仁怀市法院拍卖的部分黑社会涉案资产。网页截图
贵州省仁怀市法院拍卖的部分黑社会涉案资产。网页截图
贵州省仁怀市法院拍卖的部分黑社会涉案资产。网页截图
贵州省仁怀市法院拍卖的黑社会涉案资产。网页截图
“女生们，注意了！”说着，夏婕在镜头前翻出了手里那件大衣领口处的吊牌。
那是一件标价600元左右的明黄色仿羊羔绒大衣，在夏婕的直播间里起拍价仅为1元。“大家看一看，还有吊牌哦，我们的衣服都是全新的！”
与绝大多数妆容艳丽、穿着时尚的主播不同，夏婕只化了淡妆，穿黑色法官制服、戴红色领带，左胸前还别了一个小法徽。她是南京市秦淮区法院执行局局长，一名员额法官，她所在的直播间正是秦淮法院的司法拍卖现场。
自2017年起，各地各级法院开始尝试互联网司法拍卖。迄今为止，全国已有淘宝网、京东网、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、公拍网等7家平台提供司法网拍服务。
而2019年12月以来，包括秦淮法院在内的十余家法院又陆续开通了网络直播司法拍卖。直播间里，法官们纷纷变身购物主播，一边回答着“网友宝宝们”的提问，一边做起了卖车、卖房、卖貂皮的“带货”生意。
不过，“带货”从来不是直播司法拍卖的唯一目的。曾经那些线下司法拍卖中的切肤之痛——拍卖机构佣金高昂、串标围标时有发生、法院内部廉政风险等，都在互联网拍卖、直播拍卖中渐渐绝迹。
貂皮、别墅、大金链子
2019年12月21日，秦淮法院执行大厅的角落里，一块深蓝色的“背景布”上打上了红色“拍卖”“直播”字样。这本是一块电子屏，往常用来显示法院通知或“老赖”信息。
为了直播拍卖，会议室里的桌子被搬到电子屏前，桌子前不到两米的地方立了三脚架、照相机，旁边则是专业的摄影棚补光灯。
除了夏婕，这场直播还有两名主播：从直播公司请来的专业主播橘子、秦淮法院网拍负责人费月锦。三个人分工明确，橘子负责活跃气氛、把控流程，夏婕和费月锦负责讲述拍品背景和相关法律知识。
与普通带货直播不同，要想成为司法拍卖直播的买家，竞拍者必须事先缴纳拍品起拍价5%-20%的保证金。这次直播，秦淮法院卖的是4款共500件女士外套，每件起拍价1元，保证金0.2元。
还没顾得上具体展示，费月锦就介绍起了这批衣服的来源。它们源于一起买卖合同纠纷——南京某服装公司欠了一家加工企业的钱，因为服装公司名下已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，所以经加工企业申请、秦淮法院判决，这批衣服的拍卖所得将被用来偿还欠款。
“开始我们也想过是不是可以把这批衣服打包出售，但除了服装公司，很少有人会一次性购买几百件一模一样的衣服，所以法院最后决定把衣服以单件的形式放到网上直播拍卖。”费月锦说，他们想尝试一下，看看市场效果。
对于二手空调、服装这类价值不高的动产，法院执行过程中无需经过专业评估机构估价，法官们可以按经验自行制定起拍价。依据南京中院的相关规定，此类拍品按照价值分为千元以下、千元至万元两档，对应的起拍价分别为1元、100元。“这就是为什么一件标价600元的大衣，我们的起拍价只有1元。”费月锦说。
夏婕在镜头前展示衣服的同时，竞价慢慢的开始。75分钟内，数十名买家对这件衣服出价29次，最终以38元的价格成交。其余的几百件大衣，也在一个多小时的直播后全部拍出。
与秦淮法院批量化拍卖服装相比，许多法院的拍品平日里难得一见。比如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法院拍卖过极具地方特色的貂皮大衣；浙江省宁波市中级法院拍卖过上千棵还长在土里的林木所有权；贵州省仁怀市法院拍卖过黑社会头目刘某的涉案资产，除了金戒指、金项链，还有一根重约一斤的足金坠链，仅链条就有小手指粗细，下面坠着一块半只手掌大小的观音吊坠，起拍价15万元。
2019年12月6日，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法院直播拍卖了一套房产，介绍资料里包括一条长约一分钟的视频。视频从房屋进门处开始拍摄，不但可以看到屋内的法院封条，还能看见每个房间的布局、装修情况，就连水晶吊灯和窗外景色都有专门镜头。
同一天，新乡市中级法院的直播拍卖也跟房子较上了劲：法官在线腾房。那是一处被抵押的房产，新乡法院执行局局长沈志勇缓缓撕开门上的封条，数名工作人员拿着执法记录仪鱼贯而入，一边清点原房主留在屋内的物品，一边将它们搬了出来。
高佣金引发的廉政风险
52岁的费月锦在法院系统工作了十余年，从2017年起负责与司法拍卖相关的工作。与普通商业拍卖不同，司法拍卖是法院在民事案件强制执行程序中，自行或委托拍卖公司公开处理债务人的财产，用以偿还债权人。
在费月锦的印象里，2014年以前的实践中，司法拍卖多由法院委托专业拍卖机构进行，并向后者支付成交额0.5%-5%不等的佣金。那时候，司法拍卖全在线下进行，竞拍者要先到银行缴纳保证金，再到拍卖现场举牌竞价，法官反而无需出现在拍卖现场。
“过去，每个省的法院系统都有一个拍卖机构名单，各法院通过摇号随机选取拍卖机构。”费月锦说，司法拍卖的拍品中，不乏单价过百万的收藏品和价值上亿的不动产，一场拍卖下来，佣金非常可观。
在宁波市中级法院执行裁决处处长金首看来，对拍卖公司而言，司法拍卖是一个挣钱的好机会。“这么多拍卖公司，你给这家做还是给那家做？虽说是摇号选取，但真实的情况很难确定。所以有利益，它就会来围猎执行局法官或者其他负责拍卖的工作人员，进而发生一些不廉洁的事。”金首说。
据人民法院出版社《全国法院决战执行难工作全景报告》：在实行司法网拍前，全国法院查处的违法违纪案件中，近70%集中在民事执行领域，其中又有约70%发生在资产处置特别是司法拍卖环节。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、湖南省高级法院原院长吴振汉、重庆市高级法院原副院长张弢等人，均曾涉及违规司法拍卖行为。
除了廉政风险，线下司法拍卖还可能存在程序不够透明等问题。
2012年左右，金首还是宁波市鄞州区法院的执行局局长。一次，鄞州法院要变卖一批机器，没想到却有竞拍者打来举报电话，称到指定银行柜台缴纳竞拍保证金时受到阻挠。有时，一场拍卖十余人报名，但现场只有两三人竞价。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，很可能是竞拍人围标、串标。
“此外，传统拍卖还有一个问题跟它的地域性相关。”金首说，在线下拍卖时代，普通人想要了解司法拍卖相关的信息，只能到法院来了解。法院会提前在门口贴一个拍卖公告，“最多再在本地报纸的角落里登一下”。金首表示，这样会导致司法拍卖的传播面比较窄，溢价率和成交率都不高，“相当于竞买的人少，价格上不去，经常卖不掉。”
从线下到线上
金首曾经就职的鄞州法院是最早“触网”的法院之一。为了规避线下司法拍卖可能导致的各种问题，从2012年起，该院便开始了司法网拍的尝试。
金首记得，那年7月，鄞州法院与宁波市北仑区法院首次与外部网络平台合作，分别拍卖了一辆宝马7系轿车和一辆小客车。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那次司法网拍后，指责的声音铺天盖地：几十名拍卖公司的人站在浙江高院门口抗议，让法院撤销此次拍卖；中国拍卖行业协会也在报纸上发文，称“网络司法拍卖活动的做法不符合当前拍卖相关法律和法规”。
针对舆论指责，法院系统早有预期，因为司法网拍一旦推开，最先受影响的就是拍卖公司的生意。“后来我们通过媒体做了一些反击，说明法院这么做是合法的。”金首解释，因为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法院“可以”司法拍卖，但没规定拍卖的执行主体，所以实践中既可以委托拍卖机构做，也可以法院自己做。
鄞州法院尝试司法网拍后仅仅一个月，民诉法得到修正，与司法拍卖相关的表述被改成了“人民法院应当拍卖被查封、扣押的财产”。在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谭秋桂看来，修改后的民诉法规定人民法院“应当”拍卖被查封的财产，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法院自行拍卖的强制程度更高了。
此后，司法网拍的道路似乎越走越顺。2013年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》开始起草，并于2016年发布。发布会上，最高法院执行局局长孟祥表示，在互联网+作为国家战略推进的时代背景下，法院的司法拍卖改革应当顺应信息化发展的新趋势，鼓励优先通过网络拍卖的方式处置财产。
在多名受访法官眼中，司法网拍的优势显而易见：没有拍卖公司介入，不再有人抽取高昂佣金，法院也降低了廉政风险；竞拍者之间互不见面，降低了串标、围标的可能。此外，随着拍卖渠道的变化，竞拍者的地域性限制也被互联网打破。
“比如宁波中院在衡水有一套房子要拍卖，如果是在宁波拍，基本没人要。宁波人可能连衡水在哪儿都不知道。”宁波市中级法院执行局局长吕宇说，而且法院还要纠结找哪里的拍卖公司——宁波的拍卖公司不了解衡水的市场行情，衡水的拍卖公司需要对接的工作量更大，“但司法网拍推开后，这样一些问题迎刃而解。”
吕宇记得，2014年左右，宁波中院要拍卖20多套位于湖北宜昌的商品房，最初找了一家宁波的线下拍卖公司。但因为信息不对称，知道这次拍卖的人不多，没什么人报名，最后一套房子都没卖出去。
二拍时，宁波中院调整策略，在宜昌当地的各大报纸和电视台投放了不少广告，还把房子放上了互联网。经过司法网拍，20多套房产被拍得一套不剩。
法官“带货”
金首所在的宁波中院，是在2019年12月12日开始直播司法拍卖的。直播前20天，她就开始为挑选拍品发愁。
彼时，宁波市各基层法院进入执行阶段、需要拍卖的标的物共有50余件，均由宁波中院拍卖。除了散落各地的房产、车辆，还有一些机器设备、公司股权，甚至土地使用权。鉴于这是宁波中院的司法拍卖首次亮相网络直播，金首希望有机会能够吸引公众关注，所以选择拍品时，她要兼顾种类和地域的丰富性，“各种各样的都要找”。
最先被挑中的，是青岛CBD核心区内的一套海景房，大约120平方米，评估价格约为567万元。此前，这套房子已在网上拍卖过一轮，但最终流拍。
“一般情况下，拍品第一次拍卖的起拍价，最低可为评估价的70%。流拍后，二拍的起拍价最低可为一拍起拍价的80%，也就是评估价的56%。”金首说，如果二拍还没卖出去，拍品就会进入变卖环节，价格更低。青岛那套海景房是二拍，起拍价不到320万，约合评估价的56.4%。
经过一番权衡，最终，一套青岛海景房、一套上海住宅房、上千棵还长在土里的林木所有权、一个后七位数为“1233333”的手机号码等共8样拍品被金首选入宁波中院的直播间。
“双十二”直播那天，向来素面朝天的金首特意化了淡妆：自己涂了粉底，请办公室的小姑娘帮忙抹了腮红，最后还涂了一点口红。衣着方面，她穿了与夏婕出镜时相同的法官制服，这是司法直播拍卖时法院工作人员的标配。
据吕宇介绍，之所以让金首做主播，是因为她在执行领域工作多年，对司法网拍流程很熟，表达能力也强，可以解答网友提问。此外，金首还多次参加过新闻发布会、接受过电视台采访，知道如何面对镜头。
直播前，金首特意研究了其他法院的直播视频，发现有的法官习惯低头看材料，不与网友交流，“感觉很不好”。她时刻提醒自己，不要出现同样的错误。此外，她还在彩排时发现，自己稍一转头与其他主播交流，画面就只能拍到侧脸，观感不好。所以直播时，她尽可能的避免转头。
真到了直播时，金首感觉这和在电视台接受媒体采访还是不一样。“电视台是可以剪辑的，讲得不好，可以剪掉。但直播是落字无悔，讲出去就回不来了。”
好在那次直播非常成功。只用了一小时，所有拍品就被全部拍出。其中，青岛的海景房以451万元的价格成交。包括其他未被单独介绍的拍品在内，宁波中院在这次直播拍卖中的成交额超过一亿元。
金首也认为效果出乎意料的好。直播后，一些许久不见的老同学看了新闻，专门跑来询问：“你们法院的东西还可以拍卖啊？拍卖还能在网上做？还不要佣金？”就连金首出去买菜，也被卖菜的老板认了出来——这就是前两天在网上卖货的法官！
直播不是万能的
但对于法院而言，司法拍卖中的一些痼疾，依然无法靠直播解决。比如在线下拍卖时代就存在的问题——拍品瑕疵担保责任。
在谭秋桂看来，拍卖标的物存在瑕疵的情况下，法院是否需要承担责任，首先要看拍卖前法院是否如实公开了标的物已知的瑕疵。如果拍卖前法院已经公开该瑕疵，拍定人就无权要求撤销拍卖。如果法院事先没有发现或者没有公示该瑕疵，拍定人应该有权请求撤销拍卖。
“法院是有责任鉴定拍品真伪的，因为司法拍卖是一种司法行为。但现在的问题是，法院有没有能力做鉴定。”谭秋桂说，鉴定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，特别是涉及奢侈品、名酒等的鉴定，法院自己可能都确定不了真假。
据多家新闻媒体报道，2019年12月，南京某法院的司法变卖中，买受人以11.2万元的价格买下了一款包，后经多家机构鉴定，这是一只仿冒的爱马仕铂金包。但在该法院的拍卖公告中，这只包的市场评估价格为20万元，11.2万元为变卖价，包的品牌未被提及。
谭秋桂认为，从拍卖公告的内容看，法院把它当成了真爱马仕。“这就属于法院公开的信息有误，没有真实反映包的品质。所以法院应当为此负责。”对此，当事法院回应称，将主动联系买受人，结合其异议申请及相关证据，按规定予以审查处理。
但西南政法大学比较民事诉讼法研究中心副主任谷佳杰认为，正常的情况下，法院只要在拍卖公告中尽到了正常、合理、规范、充分的义务，就不必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，“比如法院可能会说，我们下面拍卖的是一箱标注了茅台字样的白酒，但不会说我拍卖的就是真正的茅台酒。”
不过在直播拍卖时代，法院、法官从幕后走到台前，竞拍者更会对公权力产生天然的信任。这种情况下，一旦拍品后续出现瑕疵，那么受损的就是法官、甚至法院的形象和信誉。“不良影响可能会被放大。”谷佳杰说。
此外，中国各地、各级法院内案多人少的矛盾并不鲜见。在谭秋桂看来，许多执行庭的法官都在外面查封、扣押财产，当事人想和他们见上一面都难，“所以法官哪有时间直播拍卖？”
但谷佳杰认为，对于司法拍卖来说，任何有助于增加曝光度、提高溢价率的方法，都是正确的发展趋势。如果直播能够成为吸引大众关注的契机，这对执行工作本身就是有益的。
虽然去年年底以来，各家法院的直播拍卖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，但是否要将其常态化、常规化，似乎谁都没有答案。多家法院接受新京报记者正常采访时表示，年底法院工作繁忙，暂时没考虑下次直播。
在金首看来，直播之初，法院的主要目的是宣传司法拍卖，现在这个目的已达到了。如果再次直播，传播效果说不定会大打折扣。
“那次直播后，有人问我还会不会再次直播？我只能说，合适的时间，如果有合适的拍品，那也能做的。”金首说。
新京报记者李桂江苏南京报道实习生曹一凡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