孟子说：“诚者，天之道也；思诚者，人之道也”，指出了人应思诚而与天道相通，做到真实无妄、诚实无欺，因此古人常用“至诚”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处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。孔子也说过：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”，意思是，一个人如果没有信用，不知道他怎样可以立身处世。诚实守信是古人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。
汉字的“信”从造字结构看，“人言为信”，关于信的论述有“一诺千金”、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等等。孔子就说过：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”，意思是说，一个人如果没有信用，不知道他怎样可以立身处世。诚实守信是古人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，而这方面杰出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。
郭汲不失信于孩子
郭汲是东汉人，官至大司空、太中大夫，他为官清廉，信义为先，一心为百姓谋福祉。做并州太守时，他勤政爱民，常常微服私访，解决民生疾苦，有功于民，因此百姓一直感念他的恩义，敬仰他的为人。郭汲每经过一县一乡，老老少少都夹道欢迎。
一次，郭汲到各地州县巡查吏治情况，带着几名随从骑马赶往西河郡美稷县。还没有进城，就看到有几百儿童，各自骑着竹马，在道旁拜迎。郭汲问道：“孩子们为什么自己远来？”孩子们回答说：“听说使君来到，非常高兴，所以前来欢迎。”郭汲闻言赶忙下马，辞让致谢，在众多小孩的簇拥之下进了县城。
郭汲在美稷县衙，详细阅读了近年所积案卷，又查访民情，慰问贫苦，所至之处，百姓欢欣，多有馈赠礼物者，他却一律不收。事办完了，准备要到下一县考察。刚到城门口，没想到众孩童骑着竹马又来相送，一直送到了城郊外，并且问他：“使君哪一天返回再经过，到时还要来迎送。”郭汲叫别驾从事计算了日程后，告诉了孩子们。
由于郭汲在下一个县巡视的非常顺利，比原定日期提早一天返回。他为了不失信于孩子们，于是就在野外的亭中露宿了一夜，直等到第二天才入城……
郭汲以太守之尊，与骑竹马的小孩子在道边野外说的话，都不肯失信，更何况对于重大的事情呢！正是这份言而有信的品德，因此而使他最终能够成就伟大的功业。光武帝称赞他的德行说“信之至矣”。后世更以“郭汲待期”做为重约守信之典范。
李勉诚实无欺
李勉是唐代中期的名臣。李勉年少时很贫困，一次客游外地时，曾与一书生同借宿在河南商丘的一家旅店中。不到十天，这个书生忽然得了重病，一病不起，李勉对他竭力照顾，他在临死前从布袋中拿出一百两银子交给李勉说：“我家住在江西南昌，想不到在这里得病将死。请您拿着它为我料理后事，剩余下来的就都送给您。”李勉答应为他料理后事，后事办好后却把剩余的银子放在其墓穴中一起埋下。隔了几年，李勉担任开封县尉。那死去的书生的兄弟来寻找这个书生，一路找到了商丘，打听出李勉曾经为书生主持过丧事，就特地来拜访他。李勉陪同那个书生的兄弟前往商丘墓地祭奠，并当场挖出了剩余的银子全部交给了他。
后来在唐德宗时，李勉任吏部尚书，他更是不畏权贵，遇事敢言。唐德宗当时非常宠幸奸臣卢杞。卢杞时任澧州刺史，遭到给事中袁高的弹劾，认为卢杞奸邪败政，贬官尚不足以抵塞罪责，然而唐德宗却不予罢免。一天，唐德宗对李勉说：“众人皆言卢杞奸邪，朕怎么不知道！卿知其状乎？”李勉回答：“天下皆知其奸邪，独陛下不知，所以为奸邪也！”这是一句极佳的对答，流传天下，人们都佩服他的正直敢言。
欧阳修治学严谨
欧阳修是北宋文坛领袖，官至副宰相，在文学观点上主张明道致用，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，以“道”为内容，为本质，以“文”为形式，为工具。特别重视道德的修养，提出“道胜者，文不难而自至”。他的诗词和文章在当时就被称为“极品”，受到文人学士的广泛赞誉，这源于他的治学严谨，做文章务求精益求精。他每写文章，草稿出来后，即贴在室内墙壁上，反复推敲修改，有的文章甚至改得不留原稿一字，直到称心如意为止。
例如他写完《醉翁亭记》后，诚心向人征求意见，他读给一位樵夫听，当读到“环滁四面皆山，东有乌龙山，西有大丰山，南有花山，北有白米山”时，樵夫说：“您文章的字好象多了点。我打柴上山，站在南天门，放眼一望，四周都是山……”顿时，欧阳修明白了，于是提笔将前边一串文字划掉，换上“环滁皆山也”五个字，这就是人们今天看到的《醉翁亭记》言简意赅的开头，只这一句便总括了滁州胜状，也总领了全文气势。
欧阳修不仅严谨治学，也严谨做人、做事。他待人真诚坦荡，始终注重提携奖掖后俊，苏轼、苏洵、苏辙、曾巩等人皆出于他的提拔，使北宋文坛出现了人才辈出的繁荣景象。欧阳修与宋祁同修《新唐书》，当时欧阳修比宋祁的官位高，因此，御史决定《新唐书》只署欧阳修一人的姓名。但欧阳修却说：“宋公于《列传》亦功深者，为日且久，岂可掩而夺其功乎？”宋祁知道后很受感动，说：“此事从所未闻也！”
欧阳修晚年时，仍常将自己平生所写的文章，清理出来进行修改，每字每句反复推敲，甚是认真，有时忙的废寝忘食。他的夫人问她：“你已年迈退休，难道还怕先生责难生气吗？又何必费心去一一修改呢？”欧阳修却认真地说：“我既然发现了错误的地方，那当然要去修正。要不就会误导后人啊！”
宋濂谨守诚信
宋濂是明初的文学家，官居学士，他以继承儒家道统为己任，提出做文章的风格要与道德内涵一致。他自幼守信好学，一生勤学不辍。
他自己在《送东阳马生序》中讲：“我小的时候非常好学，可是家里很穷，买不起书。所以只能向有丰富藏书的人家借来看，借来以后，就赶快抄录下来，每天拼命的赶时间，计算着到了时间好还给人家，不敢稍稍超过约定的期限。因为诚实守信，人们大多肯将书借给我，我因而得以看遍许多书籍。”
一次他借到一本书，越读越爱不释手，便决定把它抄下来。可是还书的期限快到了。时值隆冬腊月，北风狂呼，以至于砚台里的墨都冻成了冰，家里穷，哪有火来取暖？宋濂手指冻的都无法屈伸，仍然坚持连夜抄书。抄完了书，一路跑着去还书给人家，决不超过约定的还书日期。
面对贫困、饥饿、寒冷，宋濂不以为意，不以为苦，一心努力学习，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。到了二十岁，他成年了，就更加渴慕圣贤之道。但由于没有老师指点，遇有问题常常得不到解决，他就步行一百多里路，去找自己同乡中有成就的前辈请教。
宋濂要去远方向一位前辈请教，并约好见面日期，谁知出发那天，天下起鹅毛大雪。当宋濂准备上路时，他的母亲惊讶地说：“这样的天气怎能出远门呀？再说，老师那里早已大雪封山了。你这一件旧棉袄，也抵御不住深山的严寒啊！”宋濂说：“今天不出发就会误了拜师的日子，这就失约了；失约，就是对老师不尊重啊。风雪再大，我都得上路。”他穿上草鞋，背上行李，踏着几尺深的积雪，一个人走在深山之中。当他到达老师家里时，四肢都冻僵了不能动弹，很长时间以后才有了知觉，老师赞叹地说：“年轻人，守信好学，将来必有出息！”
正是因为宋濂能坚守承诺，甘愿忍受穷苦，把艰苦的生活当作一种磨炼，一种对意志品质的考验，以苦为乐，他才能成就事业。他说道：“心中有足以使自己高兴的事，读书明理是最神圣的事情，所幸自己还得以置身于君子的行列中。”这就是古人所追求和崇尚的君子的品德。
杨瞻诚信无私
明朝名臣杨博的父亲杨瞻做过商人，曾经在淮扬地方经商，当时有一位从关中来的盐商，将一千金的钱寄放在杨家，请杨瞻暂时代为保管。不料那盐商离开以后，竟然一去不回，杨瞻不知如何才好，便将那一千金埋藏在花盆中，上面种植花卉，并派人到关中去寻找，后来找到了盐商家，不料那盐商已经去世了，家中只有一个儿子。
杨瞻得知消息后，便邀请那商人儿子到杨家来，指着花盆说：“这是你父亲生前所寄托的金钱，现在就交由你带回去吧！”那商人的儿子感到非常惊奇，不敢收取。杨瞻说：“这是你家的财物，何必推辞呢？”于是说出原由，那商人的儿子非常感动，于是叩谢携带那笔金钱回去。
后来杨瞻生了儿子杨博，中了进士，官至吏部尚书；杨博的儿子杨俊民，也中了进士，官至户部尚书。杨瞻受人之托，自始至终忠人之事，虽然托寄人发生变故，不来取回，可是杨瞻不为钱财所动，不但一介不苟贪，而且千里迢迢，寻访其人，并将财物交还遗孤，具有可以托孤寄命的人格操守。在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的奠定和传播过程中，上天要推崇和希望人们具有的就是这样的品格，因而上天对于能达到其要求的人，必然要给予肯定和奖励，因此杨瞻能够得到贤德的子孙，并世代贵显。足证天报厚德，丝毫不爽的道理。所以当我们跳出具体的事情去看问题，才能明白上天的旨意。
古人历来重视道德修养，把诚信作为人修养道德最基本的内容，古语云：“忠信谨慎，此德义之基也；虚无谲诡，此乱道之根也。”古往今来，凡是品德高尚的人，都是诚实守信的，只有诚信的人，才能心智清明，择善而从。而诚信一旦缺失，就失去立身之本，而且还会影响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发展，一言足以兴邦，一诺岂止千金。反觀時下，它將五千年神傳文化破壞殆盡，推崇的是不講誠信，不講道德，致使如今全社會道德淪喪，人人為近敵，這必為天理所不容。
（文章转自facebook）
